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：“三年来……天灾不是主要的，人祸是主要的。”（中国人民大学《中国现代史》1994年第3期第219页。）
  
    1985年又说：“1958年‘大跃进’，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，片面强调‘一大二公’，吃大锅饭，带来大灾难。” （见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115页）
  
   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： “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，到处浮肿病，饿死人。据了解，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过去‘左’了那么多年，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。”（见1998年4月30日《中国经济时报》）
  
    前国务院副总理、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：“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，到1959年4月初，仅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、湖南、甘肃、贵州、河北等十五个省区，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”。(薄一波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(下卷)第714页。)
  
    “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——1961年‘三年困难时期’，主要是‘大跃进’人民公社化运动和‘反右倾’斗争造成的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、营养不良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，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，据统计，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。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，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”。（见薄一波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[下]第873页）
  
    前国务院副总理、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：“回顾三年困难时期，到处闹浮肿，饿死人，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，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。是什么原因？刘少奇说‘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’，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，这个‘人祸’就是瞎指挥，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，就是‘左倾机会主义’。” （田纪云：《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》原载《炎黄春秋》2004年第6期）
  
    三年困难死了多少人
  
    据中科院的报告：“三年困难时期，因粮食大幅度减产，按保守的估计，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，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”。（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，《生存与发展》第39页，科学出版社，1989）
  
   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，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（1697万）(蒋正华、李楠：《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》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》1986年第3期。)
  
   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科尔和蒋正华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，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，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。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(《中共党史研究》1997.2)
  
    “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第2000年第3期着文透露，在‘大跃进’期间，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。而安徽省则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。”（茆家升: 《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——读后》《南方周末》2003年7月10日）
  
   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，1959～1961年，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。（曹树基《1959－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》见《中国人口科学》2005年第1期）
  
   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：“据测算，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.72亿人，1960年为6.62亿人，即减少了1000万人，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。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‰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，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，两者相加，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，在4000万人左右”（丛进：《曲折的岁月》第272页）
  
   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、历史学家胡绳说：“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，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。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，死亡率显着增高，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。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，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。” （胡绳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）
  
    学者金辉计算结论：“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，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，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” （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备忘录 》1993《社会》杂志第四、五期合期）。
  
   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：“1958年—1960年间的大跃进,这场国家的灾难，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。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”（费正清：《伟大的中国革命》第353页）
  
   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、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•森在《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》中说：“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，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，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。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，而在整整三年内，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”。
  
   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《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》一书，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（非正常死亡）人口约为2700万（2680）。学者杰勒德•卡罗特认为三年中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，2700万人过量死亡（彭尼•凯恩《1959—1961中国的大饥荒》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。
  
    “特别是1961年，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•2亿斤，征购则达到21•4亿斤，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•6斤，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。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，据当年礼泉、干县、咸阳、泾阳、三原、高陵、富平、蒲城、澄城、合阳、大荔、华阴、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，从1月到5月上半月，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，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，家家都在搞‘瓜菜代’。到年底，外出换粮的达10•4万人，逃荒的约有7000人。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、干瘦病，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，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”（《陕西通史•中华人民共和国卷》第113页。）
  
   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：“人相食，要上书的，总有一天，历史的伟人们，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” （刘源：《中华儿女》1998年第10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