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南万宁校长陈某鹏带小学生开房，捕了。


　　海南《南岛晚报》记者杨琼文报道校长开房，开了。


　　校长不该带小学生开房，开房了要去坐牢就是证明。记者不该报道校长带小学生开房，做不成记者了就是证明。


　　这是诡异的现实逻辑。


　　校长不该带小学生开房，开了房要坐牢，但如果记者不报道，大家就不知道校长带小学生开了房，校长也就很可能坐不成牢。按说，记者报道校长带小学生开房，报道合乎事实，并未添油加醋，这是揭开真相，承担道义，为恢复社会公正出力，无论从职业精神、职业能力还是从社会效果，都可算是优秀的新闻实践。然而，事实上却算犯了错误。


　　越优秀，越失败，这就是杨琼文的教训，也是今日记者职业的一种现实：不许优秀，不许揭穿丑恶，逆淘汰，逆正义。杨琼文不报道陈某鹏校长与三名小学女生开房，不会失去《南岛晚报》记者的职位；如果这件事情不像这么恶劣，或许写报道还不至于失业。校长作恶，祸害小学生，自己食下了恶果，记者也成了受害者。


　　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样的结果更具警示意义呢？一个新闻媒体，开革优秀的记者，还要让记者去采写好新闻，岂非笑谈。或许这家媒体也是不无正义感的残余的，那就是为开革设计了一个好形式：要求“主动请辞”，而不是宣布除名决定。但其残余的正义感也只有这么一点，公正是完全说不上的。


　　当然，媒体或许也有压力，抵抗不住。那么压力从何而来呢？《南岛晚报》隶属海南日报，杨琼文报道的事情发生在万宁市。报社方面是基于广告发行等公关维护原因，还是因为万宁市通过官方渠道使报纸不得不屈服，抑或记者报道了万宁市，报纸刊发了记者的报道，引起全国乃至国际传播界的关注，就是得罪了整个海南岛，于是报纸要挽回错误，记者也只能离开？


　　无论如何，这里只有“地方”，而且一旦涉及到了地方，就没有是非可言，没有公道可讲，正义要拐弯，公正要改写定义。然而，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，以及任何一个国家之内，固然都有“地方”，人们也在“地方”生活，但道义难道没有标准，社会难道没有公论，国家难道其价值，而只能把“地方”摆在至高位置？那些整日讲着“新闻观”的人，新闻观到底是什么底色呢？


　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还是地方割据？人们一旦得罪了“地方”，且不论是何因何果，不论是否推动了地方的进步，只要地方的体制阶层不喜，就会被受到惩罚，就算是“地方自治”，也不能如此不顾公义吧，何况中国什么时候变成了“地方自治”的国家呢？而且，这种“地方自治”，跟民众毫无关系，权柄完全在地方官员手中，他们难道是过去的刺史、节度使、经略使？


　　一些年来，因报道地方丑闻而遭受不公待遇的记者，并不少见，有的被迫远走，有的失去职业，有的受到的惩罚更加严厉。遭受不公的记者，几无寻求救济的门径。行业组织对记者的权益的维护，几乎仅限于新闻从业人员被歹徒施暴。


　　近年，人们看到一些记者挺身而出，成了举报者，举报官员腐败，有的已获成功。记者成为举报者，本身是一件不无无奈色彩的事情。按理，记者获得事实，可以进行报道，但这样的路径是困难的，把职业工作中获得的事实作为举报材料，却可以成为特殊的报道。例如《财经》杂志罗昌平举报刘铁男，现在刘铁男腐败案已在处理中。记者罗昌平即使材料在手，也难以在杂志上进行报道，举报者罗昌平才可以将举报内容即时布告周知。


　　相比之下杨琼文没有罗昌平这样的幸运。杨琼文处身地方，作为记者报道校长开房事件，这是履行职务，而且发表经过了报社同意，还是被迫离开；若是作为举报者去披露此事，就完全成了个人行为，结果难道不会更加悲惨？


　　新闻职业有共同的现实境况，“地方记者”有着比共同境况更多的“地方”拘束。“地方”作为一种真切的现实力量浮现出来，“地方主义”使全社会共认的正当价值被压制，而且这种“地方主义”中，地方的拥有者是各种各样的长官，而非地方的民众。杨琼文被迫“主动辞职”的内在根由，就在这种独特的“地方主义”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