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《金融时报》6月5日文章，1773年12月16日，一群美国爱国者登上大英商船，将船上的数百箱茶叶倒入波士顿港。这起被称作波士顿茶党事件的反抗行动是美国革命里程碑之一。若干年后，美国成功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。 1839年的广东“鸦片党”（从未被人这么叫过）却没这么成功。钦差大臣林则徐将2万箱鸦片全部焚毁并冲入大海。英国恼羞成怒，派遣军舰来华并逼迫中国签署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。美国的反抗催生出一个伟大国家和长达两个世纪的乐观主义，中国的反抗迎来的却是帝国的崩溃、日本入侵和贫困蔓延。反抗失败的人更难摆脱历史的阴影。中国领导人承载着在150多年屈辱史中酝酿的国家的期盼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“命定扩张”感甚至比美国更强烈（“命定扩张”是19世纪美国人的一种信条，认为对外扩张是美国的天命）。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更古老，一直存在于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。这种难以平抑的冤屈感与对本国卓越地位的笃信相互交织，形成一杯“烈酒”。然而，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时表现出的意气风发相反，北京在很多方面都从未感到如此脆弱。这或许出乎许多将中国视为“巨无霸”的人的预料，他们认为中国愈发欺凌邻国并在全世界无情攫取资源。但从北京的观点看，安全感远低于这些人所暗示的。首先，中国鲜有朋友。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，需要保卫的边界长达2.2万公里。环伺四周的是与中国关系敏感的国家。然而，美国仅有两个邻国，且都与它保持友好关系。更为不利的是，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外部世界维持国家运转。至上世纪90年代中，中国还能基本保持自给自足。但如今，中国依赖别国的石油、大豆和许多其他商品。没有这些，中国就不能维持迅猛发展，也不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期望。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认为，中国成为“被高度限制的强国”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在发展最快时期万事俱备，只是缺人。就这一点它还通过欧洲自愿移民和非洲的非自愿移民解决了。最后，中国领导层更专心于处理内部而非外部事务。中国经济正经历艰难变革。显然，即便在国内麻烦增多且对外部世界依存度上升之际，中国也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力量。习先生建议美中构建“新型大国关系”，胆怯之人几乎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倡议。但是，当全世界愈发认为中国强大且无懈可击时，北京对自己的看法却恰恰相反。中国变得越强大，就越感到自己不安全。